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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乐队在此毙布解散，原因是绝大多数乐队和家庭都要面临的问？成员不合。
杨阳坚决主张排练自己的作品，而齐思新却热衷于演奏滥情的流行歌曲，两人的矛盾不断加深，直到有一天，杨阳趴在宿舍的桌子上整理他的歌，齐思新在这时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堆刚从网上下载的gun’srose＼metalicall和beyond的乐谱，随手扔到桌上，正好压在杨阳写的新歌上面，杨阳说：“拿开。”
齐思新没有理会杨阳，脱掉鞋躺到床上。
杨阳抄起那些乐谱，扔到地上。
齐思新从床上跳起，冲杨阳喊道：“你他妈干嘛！”
杨阳说：“压到我的歌了！”
“压着又怎样！”
“不行！”
“你以为你是谁呀，写了一堆垃圾。”
“好，我写的是垃圾，那也比你捡垃圾强！”杨阳收拾起自己的歌，摔门而去。
我接到杨阳电话，叫我去街边的大排档找他喝酒，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带了周舟前往。
看见杨阳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坐在桌旁，面前摆着一瓶啤酒，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结成很长的一节。
我走上前问：“怎么了？”
杨阳给我撤出一把椅子说：“喝酒！”
杨阳递给我一根烟，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问他：“你想怎么样？”
杨阳低着头说：“算了，散伙吧。”然后“咕咚”喝了一大口啤酒。
我知道杨阳此时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他在乐队从成立到发展的过程中付出大量心血，为了乐队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不断摸索，他在排练中对每一个细小环节精益求精，还写了大量歌曲，希望乐队走自己的路线，而现在这个成立了两年的乐队却在转瞬间解体。
此时正值十月，傍晚天气很凉，杨阳形单影只地坐在我和周舟的对面，路灯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他叹息着说：“这是我在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太让我失望了。”
一阵夜风吹过，杨阳打了个寒颤，身体不由自主的地哆嗦起来，一滴眼泪从他的脸上滑落，滴入酒杯，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杨阳的面前已经摆了七个空啤酒瓶，当他喝完第九瓶啤酒的时候，对我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不知道我一会儿回去会做出什么事情，你可别拦我。”
“我不会拦你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感觉他和齐思新之间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事情的结局却出乎我的意料，杨阳步履蹒跚地回到宿舍，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是脱掉鞋，爬到上铺，将被子盖在身上睡觉了。
我们的乐队就这样有始无终地诞生又消亡。
杨阳和齐思新分别将对方记恨在心，从此断绝一切来往，两人相遇时都会将脸扭向别处，好像不认识对方。
每当齐思新在宿舍情绪激昂地大发言论之时，杨阳便会悄悄地退出宿舍，一个人站在门外抽烟或坐在楼道里弹吉他。一次，在我和杨阳吃羊肉串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躲着齐思新。”
“我烦他，一听见他说话我就烦！”
“你可以想办法让他远离，他一出现你就离开，是不是太被动了，被他牵着鼻子走。”
杨阳看着身旁烤羊肉串的大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譬如说烤羊肉串，咱们楼下原来只有旁边女老板的那一家，自从这家来了以后，那个女老板就搬走了，她离开并非因为竞争不过，只是另有自己的经营方式。”
不久后，杨阳又找到一个可以唱歌的差事在三里屯酒吧做驻唱歌手，而且唱的是自己写的歌。
这个酒吧在北京市酒吧业中小有名气，颇受娱乐圈的明星和白领贵族们的青睐，每日天黑之时，会有大批雅皮士来此消遣，酒吧老板是一个80年代末在南方崛起的歌手，出过一张专辑，但最终未能红遍四分之一个中国，公司见他已无潜力可挖，便停止对他的包装和宣传，他也因此隐退出歌坛，做起买卖，挣些钱后来北京开了这家酒吧，酒吧的名声要比它的主人响亮许多。
酒吧老板听完杨阳的自弹自唱后感觉还行，决定留下他，唱一个小时歌给50块钱。
杨阳在酒吧唱歌的第一天晚上我也去了，老板在得知我是杨阳的朋友后很慷慨地叫服务生端来一小瓶“嘉士伯”啤酒，它在酒吧的价格是50元，为此我对老板表示了万分感谢。我坐在酒吧的一个角落，盯着眼前的“嘉士伯”想起一句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酒吧这类异国情调的休闲娱乐场所已经取代了饭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地位，若干年前，饭馆还是中国人合家团圆、亲朋小聚、商务谈判的首选之处，而今天，格调高雅的酒吧的出现却无情地将饭馆推向庸俗，使得人们弃饭馆而从酒吧。
虽然在酒吧可以边喝啤酒边享受歌手的弹唱，但饭馆同样有此形式，一些走街串巷的江湖艺人经常提着二胡站在饭馆门口献艺，只需给他1元钱，便可听到二泉映月，此价格仅是在酒吧点一首歌价格的几十分之一。所以，要说经济实惠，还得是饭馆，特别是那种门口没有霓虹灯招牌、没有停车位的饭馆。
这天晚上，杨阳在台上唱了六首歌，博得一些酒客的掌声，也引得一些人的注意，其中一个叫田红的女孩主动上前与杨阳搭讪，并邀他晚上去她那里。
杨阳唱完歌，便背着吉他和田红去了她那里。
田红是一个大连女孩，和杨阳一样... -->>
我们的乐队在此毙布解散，原因是绝大多数乐队和家庭都要面临的问？成员不合。
杨阳坚决主张排练自己的作品，而齐思新却热衷于演奏滥情的流行歌曲，两人的矛盾不断加深，直到有一天，杨阳趴在宿舍的桌子上整理他的歌，齐思新在这时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堆刚从网上下载的gun’srose＼metalicall和beyond的乐谱，随手扔到桌上，正好压在杨阳写的新歌上面，杨阳说：“拿开。”
齐思新没有理会杨阳，脱掉鞋躺到床上。
杨阳抄起那些乐谱，扔到地上。
齐思新从床上跳起，冲杨阳喊道：“你他妈干嘛！”
杨阳说：“压到我的歌了！”
“压着又怎样！”
“不行！”
“你以为你是谁呀，写了一堆垃圾。”
“好，我写的是垃圾，那也比你捡垃圾强！”杨阳收拾起自己的歌，摔门而去。
我接到杨阳电话，叫我去街边的大排档找他喝酒，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带了周舟前往。
看见杨阳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坐在桌旁，面前摆着一瓶啤酒，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结成很长的一节。
我走上前问：“怎么了？”
杨阳给我撤出一把椅子说：“喝酒！”
杨阳递给我一根烟，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问他：“你想怎么样？”
杨阳低着头说：“算了，散伙吧。”然后“咕咚”喝了一大口啤酒。
我知道杨阳此时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他在乐队从成立到发展的过程中付出大量心血，为了乐队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不断摸索，他在排练中对每一个细小环节精益求精，还写了大量歌曲，希望乐队走自己的路线，而现在这个成立了两年的乐队却在转瞬间解体。
此时正值十月，傍晚天气很凉，杨阳形单影只地坐在我和周舟的对面，路灯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他叹息着说：“这是我在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太让我失望了。”
一阵夜风吹过，杨阳打了个寒颤，身体不由自主的地哆嗦起来，一滴眼泪从他的脸上滑落，滴入酒杯，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杨阳的面前已经摆了七个空啤酒瓶，当他喝完第九瓶啤酒的时候，对我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不知道我一会儿回去会做出什么事情，你可别拦我。”
“我不会拦你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感觉他和齐思新之间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事情的结局却出乎我的意料，杨阳步履蹒跚地回到宿舍，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是脱掉鞋，爬到上铺，将被子盖在身上睡觉了。
我们的乐队就这样有始无终地诞生又消亡。
杨阳和齐思新分别将对方记恨在心，从此断绝一切来往，两人相遇时都会将脸扭向别处，好像不认识对方。
每当齐思新在宿舍情绪激昂地大发言论之时，杨阳便会悄悄地退出宿舍，一个人站在门外抽烟或坐在楼道里弹吉他。一次，在我和杨阳吃羊肉串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躲着齐思新。”
“我烦他，一听见他说话我就烦！”
“你可以想办法让他远离，他一出现你就离开，是不是太被动了，被他牵着鼻子走。”
杨阳看着身旁烤羊肉串的大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譬如说烤羊肉串，咱们楼下原来只有旁边女老板的那一家，自从这家来了以后，那个女老板就搬走了，她离开并非因为竞争不过，只是另有自己的经营方式。”
不久后，杨阳又找到一个可以唱歌的差事在三里屯酒吧做驻唱歌手，而且唱的是自己写的歌。
这个酒吧在北京市酒吧业中小有名气，颇受娱乐圈的明星和白领贵族们的青睐，每日天黑之时，会有大批雅皮士来此消遣，酒吧老板是一个80年代末在南方崛起的歌手，出过一张专辑，但最终未能红遍四分之一个中国，公司见他已无潜力可挖，便停止对他的包装和宣传，他也因此隐退出歌坛，做起买卖，挣些钱后来北京开了这家酒吧，酒吧的名声要比它的主人响亮许多。
酒吧老板听完杨阳的自弹自唱后感觉还行，决定留下他，唱一个小时歌给50块钱。
杨阳在酒吧唱歌的第一天晚上我也去了，老板在得知我是杨阳的朋友后很慷慨地叫服务生端来一小瓶“嘉士伯”啤酒，它在酒吧的价格是50元，为此我对老板表示了万分感谢。我坐在酒吧的一个角落，盯着眼前的“嘉士伯”想起一句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酒吧这类异国情调的休闲娱乐场所已经取代了饭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地位，若干年前，饭馆还是中国人合家团圆、亲朋小聚、商务谈判的首选之处，而今天，格调高雅的酒吧的出现却无情地将饭馆推向庸俗，使得人们弃饭馆而从酒吧。
虽然在酒吧可以边喝啤酒边享受歌手的弹唱，但饭馆同样有此形式，一些走街串巷的江湖艺人经常提着二胡站在饭馆门口献艺，只需给他1元钱，便可听到二泉映月，此价格仅是在酒吧点一首歌价格的几十分之一。所以，要说经济实惠，还得是饭馆，特别是那种门口没有霓虹灯招牌、没有停车位的饭馆。
这天晚上，杨阳在台上唱了六首歌，博得一些酒客的掌声，也引得一些人的注意，其中一个叫田红的女孩主动上前与杨阳搭讪，并邀他晚上去她那里。
杨阳唱完歌，便背着吉他和田红去了她那里。
田红是一个大连女孩，和杨阳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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