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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排练室的隔壁住着一个年轻女子，那间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内除摆设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双人床外，只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面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进屋前，此女子总要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走进房间，我们不知道她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只对她留有一个爱清洁的印象。
一次排练的间歇，我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屋里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一阵床铺的“吱吱”声，声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至最后连成一片并混合着粗重的喘息声，不绝于耳。上厕所回来的钟风后说，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子的鞋，另一双是擦得锃亮的男式皮鞋。
杨阳说：“她是不是一‘鸡’呀？”
齐思新说：“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两口子大白天也高兴的可能。”
后来，我们又陆续在隔壁房间的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而且新旧程度不同，大小不一。但一成不变的是，每当这些鞋依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双女鞋总是摆在门口，这使我们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鸡”
一次，一阵暧昧声过后，我们听到一个男子破口大骂道：“哪个孙子这么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800多块呢！谁拿走了赶紧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嚷嚷了半天，并未见小偷站出来，他的鞋也没有出现，便将一腔怒火发泄在那个女人身上，他说：“我花钱上你这儿玩来了，你却让我把鞋脱在外面，现在我的鞋丢了，你该负主要责任！”
女子说道：“是你自己主动来找的我，我并没有请你来，而且你来了那么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里的规矩，谁来都得脱鞋，你穿那么好的鞋来显摆给我看呀，谁稀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我看见过你在菜市场卖鱼，一身腥味儿，上次你走后，给我床上留下好几片鱼鳞。”
男子说：“你等着，我再也不来了，让你没生意做！”
女子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没有你我照样活得下去！”
男子见说不过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脚在地，便语气舒缓下来，说：“你先借我一双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给你送回来。”
女子说：“我这里的鞋你随便挑，哪双适合你你就穿走。”
最后，那个男子趿拉着一双红色绣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几天后，当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排练的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停下手中的乐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问。
“没有，我在隔壁感觉你们的音乐挺好听的，想过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好听。
“进来坐吧。”我请她进来。
“你们练你们的，我随便听听。”
一曲演奏完毕后，女子鼓起掌来，说：“挺好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学生，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齐思新随口问了一句。
女子很坦诚地说：“我是做小姐的，真羡慕你们学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有特多烦恼，要不然我们干嘛用音乐表达。”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北x大。”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个歌厅干活的女孩就是你们学校的。”
“是不是叫沈丽？”杨阳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女子很吃惊地问道。
“丫挣过我的钱！”杨阳说话毫不客气。
“其实沈丽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女子说。
“她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挣着钱，两不耽误。”杨阳说。
“你不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她的家庭很困难”于是，这个女子便给我们讲起关于沈丽的故事：
“两年前，我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沈丽，她坐在我的对面，模样很寒酸，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她只吃了一个苹果，啃了一张大饼，我以为她是来北京打工，可一问才知道，她是来北京上学而且又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只是不在一个村子。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给朋友帮忙做买卖。
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个人出门在外会有很多困难，便把呼机号留给她，让她有什么困难找我。下了火车，我们便各奔东西。
第二天，我的呼机响了，我回了电话，原来是沈丽找我，她约我在你们学校门口见面，说是有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会有什么事情，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沈丽把我拖到没人处说：‘兰姐，’我叫马晓兰，所以沈丽叫我‘兰姐’，她说：‘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块钱？’我听后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个女孩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仅在火车上见过一面就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小姐，能够拿出这些钱，但这些钱我挣得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借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呢，于是我便推托说我的钱全进了货，而货又压在手里，拿不出现金。沈丽险些给我跪下，她哭泣着对我说：‘兰姐，我求求你了，你无论如何也要借给我钱，我在北京只认识你一个人，你不管我谁管我呀！’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借钱的人。”
“那你借钱给她了吗？”杨阳问道。
马晓兰看了一眼杨阳，继续说道：
“我问沈丽借钱干什么用，她说是交学费，家里不能给她拿出这么多钱来，接着，她给我讲述了自已的故事。沈丽的家中有三个孩子，她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因为家境贫穷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沈丽的爸爸七年前被一辆卡车从腿上压过去，肇事司机开车跑了，把她爸留在血泊之中，是村里人把她爸送到县医院的，人是救过来了，腿却没有了，只能整日瘫痪在床。为了给她爸治好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沈丽她妈和她哥的意思是让沈丽念完高中，然后就去县城找份工作，或下地干农活，挣些钱养家，但沈丽却背着他们参加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沈丽的心情特别沉重，她把通知书藏在村头的树林里，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如果通知书让她哥哥发现的话，一定会被他们撕掉。
沈丽说，她既不比别人丑又不比别人笨，为什么就没有上学的权力，她觉得生活对自己不公平，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学。没有经过家里的允许，沈丽坐上来北京的火车，车票钱是她在县城洗了一个月的碗挣到的，她说毕业前她是不会回家的。
沈丽把她的身份证塞到我手里说：‘兰姐，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借钱不还的，这是我的身份证，你拿着，我以后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还你。’我很欣赏沈丽这个女孩，便到取款机取出3000块钱借给她。
“所以你为了让她尽早还钱，就拉她下水了？”杨阳问道。
马晓兰没有在意杨阳的态度，又说道：“我并没有打算让沈丽还钱给我，那3000块钱就算是我资助她的，可是，四个月后的一天，我被朋友介绍到一家歌厅上班的时候，却意外地在那里遇见沈丽，她说她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是按电线杆上面贴的小广告找到这里的，她还说，再过一个星期，她就可以把钱还我了。”
马晓兰和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亲切地称她“兰姐”她经常来排练室听我们演奏，我们也会在没有烟抽的时候向她要一根。兰姐抽“more”牌香烟，这是一种专为女士设计的香烟，一点劲儿都没有，抽起来只有薄荷的清爽。兰姐说，男士抽这种烟不好，杀精。所以，我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去找兰姐要烟抽的。兰姐倒是真正需要这种杀精的烟，我们经常看到她在送走一个客人后，就会点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烟吸进去。
有几次我们去找兰姐要烟的时候，看到她的门口摆着两双鞋，我们便很知趣地放下准备敲门的手，让兰姐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把钱挣到手。
那个时期，由于和兰姐接触频繁，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这个行业联系起来，譬如说：学校食堂的墙上贴着一则标语，是食堂的服务宗旨，内容如下：热情、规范、敏捷。我想这三个词语用在“小姐”的身上同样适合“热情”指的是工作态度，无论是哪个行业，员工们都要对工作充满火一样的热情，特别是服务性行业；“规范”指的是每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无论是谁都要听从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领导说东你偏说西的话，那就对不起您了，哪儿凉快你就去哪儿歇着吧，在“小姐”这个行当里，如果你敢耍小聪明或者胆大妄为的话，老鸨有的是治你的招儿，除非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敏捷”是针对小姐们的个人愿望而言，她们希望客人们尽快结束战斗，不要打持久战，总是加班加点而又没有加班费的事情搁谁身上谁也不干。
我们经常和兰姐聊天，她说她喜欢和我们这群有素质的大学生谈生活、谈理想，她还接待过几个大学生，她也不嫌他们给钱少，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说实话，大学生究竟有没有素质，谁也说不好。
我们问兰姐每次收多少钱，她说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时还不收钱。我们又问兰姐，有没有倒找钱的时候，兰姐说没听说过工作还要赔钱的事情，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问兰姐，对未来有何打算，总不能做一辈子小姐，而且这个行业吃得是青春饭，岁月不饶人，兰姐说她既没太多文化，又干不了体力活，所以她要趁着年轻起早贪黑地多挣些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小店，一辈子不愁吃喝。我们问兰姐是否要组建家庭，兰姐说当然了，回老家后就找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把自已嫁出去。我们说，农村的封建观念比较强，人们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么挣钱的话，他会很不高兴的。兰姐说这个问题她早已考虑许久，首先，如果她不说出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的话，那么村里没有人会知道她当过“小姐”；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让死人活过来，已经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连克隆羊都出现了更何况做个处*女膜修复手术，比真的还真，谁也发现不了。听过兰姐的一席话，我们不得不对当代中国女性拍案叫绝，俯首贴耳。
后来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国农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轻女性们全抱以此种态度和方式生活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在几年内涌现出数以万计家食品店，这样的话，农民兄弟宁愿娶一个在田里撒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也不会娶一个食品店的女老板，到那个时候，判断一个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过“小姐”只需看她是否开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
暑假已近尾声，乐队进入休整阶段，大家作鸟兽散状，各回各家。
我慵懒地在床上睡了三天，等来开学的日子，收拾好生活所需用品，背起书包准备回学校，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周舟会是一番什么模样，我将怎么挨过余下的两年大学生活。
当我坐着52路公共汽车返回学校的时候，手机响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掏出手机：“喂，你好。”
“是我。”是周舟。
听到周舟的声音后我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车厢内大声喊道：“周舟，哪儿呢？”
“我在北京站，你快点儿来接我，包太沉了，我拿不动。”
“好，你在出站口等我，我马上到。”
此时汽车已驶过东单，正沿着长安街向北京站方向拐去。
汽车停下后，我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隙跳下车，向车站广场奔去。
我看见周舟的时候她正站在出站口的中央处翘首眺望，脚下放着两个硕大的背包，皮肤比以前黑了些。
“你就不想亲我一下吗？”周舟忽闪着迷人的大眼睛。
不知道周舟是在开玩笑还是已经既往不咎，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想，特想！”
周舟将脸一扭，做好让我亲的准备，我把嘴凑上去，在她的小脸蛋上“吧”地嘬了一大口。
我问周舟：“你去哪了？”
“成都”
“一个人？”
“嗯。”“干什么去了？”
“玩。”
“玩什么”
“什么都玩。”
“住在哪里？”
“一个高中同学的宿舍，她在成都大学。”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当然不是男同学了，如果是男同学我还会回来让你亲吗？”
这时我想起并没有告诉过周舟我的手机号，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听郝艾佳说的。”
“你给她打过电话？”
“嗯。”“她干嘛要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
“她说我走后你表现得还可以。”
“她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你想我。”
“还有吗？”
“还有就是她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了我，我就记下来了，也好下车后找个人来接站。”
开学前，我剃了光头，决定开始新的生活，把所有的苦闷、烦恼统统抛在脑后，重新面对生活，认真对待每一天，不让时光无谓地流走，让我的悲观和绝望彻底耗尽在这个暑假。
刚刚过去的暑假异常炎热，它让我饱受烈日之苦，我对付炎热的办法就是吃冷饮。我经常吃一种由巧克力和奶油做成的冰棍，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天吃八根，省去午饭和晚饭的需要，这种冰棍的味道已经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此后的每个夏天，当夏日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便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巧克力和奶油的混合味道，这种熟悉的味道总会让我对那个炎热的夏天记忆犹新，使我无法忘怀曾有的郁闷和由之引发出的一系列故事，它们深藏在我的记忆中。
回到学校，我报了五门功课的补考，本以为自己是全系补考科目最多的人，可万万没有想到，（二）班的一个同学居然报了九门，自从他上大学以来，每个学期都会出现不及格科目，他每个学期都要参加补考，但每次补考依然不能通过。以此估量他的话，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将会带着取而代之了毕业证的二十多门考试不及格的记录离开学校。
补考报名的这一天，选课中心门口人头攒动，诸路英雄纷纷汇聚于此，踊跃报名，大显身手，此场景足以证明考试不及格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
这次补考中，我完成预定目标，通过五门考试中的三门，成功率百分之六十，比较令我满意。果不出所料，那个报了九门补考的同学依然一无所获，但他并未因此心情沮丧，他已经到了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的境界。
补考过后，我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升入大学三年级。大三以后，基础课变成专业课，难度降低了许多。原来是一个系的三个班同在一间大教室上课，鱼龙混杂；现在改成每班独立门户，都是小班课，谁没来上课或谁趴在桌上睡觉，教师一目了然，像我这样无法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自然更注重平时成绩的积累，所以我会以0。8的机率出现在某些课的课堂上，余下时间被我用来睡觉、陪周舟和乐队排练。当然，我不会把课堂上的45分钟浪费在听老师讲课上面，我利用这个机会抄需要交的作业，或者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好。
我一本本地看书招致了同学的好奇。每当我捧着一本小说倚在床头的时候，一些四处游荡的同学便会来到我的床前问我在看什么书，然后在我告诉了他们书的名字后离去，长此以往。我不知道他们乐此不疲地询问我在看什么书对他们有何意义，难道知道了我所看的书的名字就等于他们自己也把书读了一遍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太可笑了，我想他们甚至连书的名字也没有记住。
为了避免这毫无意义的一问一答，我会主动把书皮展示给他们看，有的人看到我正在看正义者，便会自作聪明地说：“加缪，英格兰作家。”对此我只有抱以“嗯”的一声来结束他在我身边的逗留。有的人会因为对一本书的名字或封面的好奇而将书从我的手中夺走，以每秒钟50页的速度翻阅，然后再把书还给我，我不理解他这样做目的何在，对此我的办法是包一个书皮，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书的封面被掩盖而对我所看的书失去兴趣，相反，他们会产生更强烈的好奇心。
有一次我把书放在床上去食堂吃饭，当我回来的时候，见齐思新正在拆我的书皮，我问：“你丫干什么呢。”齐思新说他就是想看看被我用来包书皮的那张报纸，事后我也翻阅了那半张报纸，我认为上面唯一能够引起齐思新兴趣的就是右下角那条豆腐块大小的广告：xx医院性病、皮肤病专科门诊，中外专家全天24小时候诊，竭诚为您服务。因为齐思新问了我去永定门怎么坐车，而那座医院恰好坐落于此。我将书包上皮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我的同学经常会随手抄起一本书，然后将烟灰、瓜子皮、菜里的辣椒、饭里的虫子等杂物留在上面。
看书并不能减轻我的苦闷，我只有在啤酒中才能找到一丝安慰。
我在大学里结识了许多酒友，他们是我通过不同途径在各种场合结识的，我与他们每个人在相识的那一刻，手里无不端着一杯啤酒，然后我们在说一些称兄道弟的话后，将那杯啤酒一饮而尽，这样，我们便结为朋友。此后，我每个月至少要参加两次酒友们的聚会，无不大醉而归。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外面玩得汗流浃背地跑回家吃午饭，爸爸把我叫至饭桌前，端给我一个碗说：“喝点儿。”我双手接过那个碗，看见里面盛着深黄色的液体，一层白色泡沫浮于上面，晶莹剔透，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我捧着碗迫不及待地“咕咚”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我的肠道划过，一股苦杏仁味刹那间传遍全身，我为此痛苦又后悔地紧闭双眼，爸爸夹了一筷子猪耳朵说：“吃口菜。”
妈妈在一旁数落着爸爸：“你又招孩子！”
那年盛夏中午发生的一幕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我喝的那种液体叫做“啤酒”
后来我上小学了，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睡倒在路边或是被人搀扶着而嘴里却不知道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旁边过路的老人们会面带鄙色地感叹道：“真没出息，喝这么多酒，都醉成什么样了！”
我却不认为那些喝醉的叔叔们没有出息，相反，我认为他们非常勇敢，竟然敢喝那么苦的啤酒，而且都喝醉了，还口口声地说：“我没事儿，再来一瓶！”
经过时间的洗涤和我在啤酒中的大浪淘沙，现在我终于能够把啤酒的苦杏仁味当作醇香来品味，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学校附近有一家火锅城，里面的啤酒和白酒免费，但仅局限于“燕京”和“二锅头”我们对此已经非常满足。
那一次，我们为了庆祝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一周年又去了那里，酒过三巡后，大家的脸上洋溢起兴奋和红润，嘴边还沾着涮肉的芝麻酱调料。杨阳带头唱起“七子之歌”博得邻桌客人们的热情掌声，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端着酒杯走过来，用很浓重的河南腔调说：“学生，你们真***爱国，来，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干一个。”
我们举起酒杯，脖子一仰，一饮而尽。
老板腆着肚子说：“爽快！”他看了一眼我们桌上的食物，说“你们今天的帐算在我身上。”
杨阳搂着老板脖子说：“那我们能再要几盘羊肉吗？”
老板说：“你们应该要点儿白菜、豆腐、粉丝，别总吃肉，对身体不好，你们瞧我。”说罢，他拍了拍自己隆起的肚子。
既然酒水是免费的，我们理所应当深深体会免费的含义，服务员应我们对啤酒连续不断的要求而频繁往返于吧台和我们的饭桌间，杨阳觉得不好意思，便对服务员说：“小姐，下次你别一瓶一瓶地上，直接拎10瓶过来吧。”
小姐面带不悦地拎来啤酒，放在桌子上问道：“都给您启开吗？”
“对，都启开。”杨阳说。
小姐费了半天劲才把啤酒一一启开，杨阳问道：“怎么是8瓶，我不是说10瓶吗？”小姐解释道：“怕您喝不了，不够我再给您拿。”
杨阳说：“你千万别担心喝不了，不就是10瓶啤酒吗！”
小姐悻悻不乐地又拎来两瓶啤酒摆在杨阳面前，杨阳说：“谢谢，忙你的去吧，喝完了我再跟你要。”
我看到小姐听完这句话后差点在回去的路上把脚给崴了。
在喝掉这10瓶啤酒期间，我去了一趟厕所，当时我并未看到卫生间门口的男女标志，只是凭借失去理智的勇气推门而入，进来后，我在一个位于膝盖高度的位置看见一个铝锅大小的白色搪瓷器皿，上面印着“toto”字样，瓷盆里面除了有一粉一绿两个可爱的小圆球外还堆积了许多烟头和卷曲的毛发，经过理性分析、逻辑推理，我得出结论：没有走错门。
方便过后，我看见器皿上方有一个不锈钢按钮，随手按了一下，一股水自上而下流出，宛如瀑布一般，着实吓我一跳。我琢磨了半天，总觉得这股流水是为了什么，但此时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杨阳吵着喝完酒后去洗浴，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喝了十几瓶啤酒，齐思新建议改喝白的，我们又叫小姐拿来三瓶“二锅头”大家酒兴甚浓。当我们一口便把一杯二锅头喝下去后，小姐赶忙跑来说：“这是白酒，不是雪碧。”
杨阳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有一口喝一瓶，而是一杯一杯地喝。”
小姐哑然
在后面的时间里，小姐的目光始终徘徊在我们这张桌子和墙壁上面挂着的“急救中心电话120”的牌子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给周舟打个电话，可电话接通后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对周舟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周舟“嗯”了一声后，立即问道：“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我说：“没有。”
杨阳抢过手机对周舟说：“邱飞已经喝高了，但是我没事儿，我一定会把他给你弄回去的，放心好了。”说完，便将手机装进自己兜里。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火锅城，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杨阳掏出手机看了看，对我说：“是周舟。”
我说：“给我，我接。”
杨阳置我于不顾，接通手机说：“周舟你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正下台阶呢！”
此后，我便对后面发生的事情失去记忆，据周舟描述说，当她听杨阳说我们正在下台阶时，就想到大事不好，因为火锅城根本没有台阶，我们一定是醉得厉害。于是，周舟用最短时间赶到火锅城。
火锅城附近有一条臭水沟，臭水沟上面有一座小桥，小桥旁边有许多节台阶，连接着臭水沟的堤岸，周舟赶到时，看见我们正秩序井然地排起长队下台阶，准备去沟里洗澡，这就是杨阳在电话里对周舟提及的台阶。
周舟及时制止住事情继续发展，把我拉上来。待我走上来的时候，已经站不稳脚，齐思新赶忙在我的身后架住我，致使我没有躺到地上，周舟扶着我胳膊，我一把搂过她，旁若无人地同她接吻。齐思新认真地看了会儿后，把头扭向一旁，他本想离开这里，但刚一松手，我又像一堆泥似的摊下来，他只得心静如水地搀扶着我。
此刻杨阳早已不省人世，他躺在马路边，双腿夹住一棵大树睡着了，从远处看去，那棵树就像是从他的大腿根部长出来的一样，蔚为壮观，叫人叹为观止。
齐思新本是搀扶我的，但他却突然倒下，我也倚着他重重地栽了下去，周舟本想拉住我，没想到自己却被我带倒，幸好她摔在我的身上，而我的身下是先倒在地的齐思新，齐思新倒下后又被我们以重压，居然没有“哎呦”一声，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周舟将手放在齐思新的左胸口，感觉那里的肉仍旧在剧烈蠕动，也就放了心。
杨阳还在树下躺着，旁边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下一步怎么办，有人说回去给他取条被子，让他睡在这里，有人说用绳子把杨阳捆在树上，以防被人拖走，还有人说往杨阳脸上撒尿，把他浇醒。
周舟听到这些胡言乱语后，当机立断打电话给我们宿舍，片刻后，张超凡带领十几个刚下自习的人赶到事故现场，二话不说，抬起杨阳、齐思新和我就走。我被他们颠来颠，嘴里突然涌出一股喷泉，汹涌直上，他们赶紧把我放到马路牙子上。周舟跑进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问老板能不能让我进来坐会儿，喝口茶。老板问我怎么了，周舟告诉他说我喝多了，老板在“噢”了一声后决定不让我进去休息，仅同意免费倒一杯茶给我，让我坐在外面喝，并一再叮嘱周舟别忘记把茶杯还回去。
我吐过之后又喝了周舟端来的茶，清醒了许多，微微睁开眼睛，看到一个骑车人从我面前驶过，便指着那个人问道：“他是谁，为什么骑车呀？”
骑车人回头看了我一眼，飞快地蹬了两步车，消失在路的尽头。
张超凡等人把我抬到宿舍楼二层的时候，我拼命地叫他们放下我，因为一层的进口处有一面大镜子，我每次从此经过必要对着镜子照一下。他们耐我不过，只得将我抬回一层，扶我站在镜前。
我对着镜子观察许久，居然分辨不出镜中哪个人是我，却一低头看到脚下的半截烟头，我弯腰捡它，抱怨地说：“真是浪费。”无奈如何努力也无法捡起，最后一使劲，整个身子重重趴到地上。他们喊起当年知青在北大荒开垦时的口号，才勉强将我抬起，说我沉得像头怀孕的老母猪。
他们把我抬到床上，我和衣而卧，睡了过去。张超凡把我安顿好后，透过窗户对一直等候在男生楼前的周舟喊道：“你回去吧，他已经睡着了。”
周舟又冲张超凡喊道：“晚上睡觉看着点儿他，别让他从床上掉下来！”
张超凡说：“放心吧，已经把他捆在床上了，绝对掉不下来。”
周舟说：“捆松点儿，别勒坏了。”
张超凡说：“知道了。”
周舟不安地向窗口张望了一眼，忐忑地走回女生楼。
次日不到中午的某个时刻，我醒过来，杨阳和齐思新还在抱着被子睡觉，我的手机在此时响起，是一条短信：我去早市给你买了水果，如果睡醒，给我打电话，我把水果给你送去。是周舟。
日后，当我们再去那家火锅城吃饭的时候，老板竟然将营业时间由24：00提前到18：00点，以马上打烊为由，拒绝我们入内，我们只好另寻他馆。
我的同学们评价一家饭馆好与坏的标准是看它门口的地上是否被吐得一片狼籍，它反映出此家饭馆是否深受大众欢迎，我们可以从地面的秽物中分析出什么菜是这家饭馆的特色菜。但不乏一些饭馆为了吸引顾客，他们会用啤酒熬一锅大米粥，再添加些肉末或菜叶，然后分成几堆，分别倒在自家门口装作酒客吐出的秽物，以此引诱过往的消费者上当受骗。
我评价一家饭馆的好坏更看中这家饭馆是否有卫生间，否则我还要为了喝几瓶啤酒而辗转奔波于酒桌和饭馆外的墙角或某辆面包车的后面之间。如果我是饭馆老板，无论如何我也要在饭馆内修建一个厕所，哪怕没有屋顶也不要紧，一年中才有几次降水呀，可一个人却要在一天中上好几次厕所。如果饭馆里有厕所，那么客人就可以敞开了膀胱使劲地喝，他们不能只喝酒不吃菜，所以酒水会带动菜的销售，这样一来，饭馆的营业额上去了，利润也高了。只要多卖出几盘花生米和几瓶啤酒，修建厕所的钱很快就会赚回来，这是一次性投资，长久产出效益，何乐不为。
我和周舟在这学期选了一门叫做“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课程，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说：“虽然我们这门课是选修，但同学们要认真对待，为了能够让大家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复习，我为大家编写了一套教材，这套教材的定价是19块8，我知道你们都在花父母的钱。所以给大家抹去零头。”我以为她要抹去9块8，卖10块钱，可她却说：“我决定把这本书以19块钱的价格优惠出售给大家，现在开始购书。”说完，此老师从讲台下面搬出五大包书，摆在课桌第一排，众学生一片议论。
此老师又说：“你们买了这本书就能够顺利通过考试，考试内容全部出自这本书中。”
于是，一些学生纷纷离开座位，手里攥着钱排队购书。
此老师从容不迫，又是收钱找钱又是送书，还不时地举起一张百元钞票对着荧光灯照来照去，遇到没有把握的时候，她就会疑惑地将目光盯在递钱同学的脸上，看他是否神情紧张，惴惴不安，只有这个同学表情平静，问心无愧，她才会将那张百元钞票装进钱匣。
我本来是不想买这本书的，老师并没有强迫我们非买不可，但我却不能不买，因为老师不但把书卖给学生，还将买书学生的名字记录下来，如果她没有在这份名单中找到我名字，那么无论我期末考试的成绩有多好，她都不会让我通过，如果我为此愤愤不平而去找她对质的话，她会有足够强大的理由说明我为什么不及格你不及格是因为你没有买我的书，你没有买书就不可能按书本中的内容好好复习，由此导致你必然会不及格。所以，为了顺利通过考试，我还是勉强和周舟站到买书的队伍中。
我交给老师19块钱，老师递给我一本书，我双手接过书，翻到扉页对她说：“老师，您给我签个名儿吧，我要把这本书拿回去认真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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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排练室的隔壁住着一个年轻女子，那间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内除摆设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双人床外，只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面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进屋前，此女子总要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走进房间，我们不知道她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只对她留有一个爱清洁的印象。
一次排练的间歇，我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屋里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一阵床铺的“吱吱”声，声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至最后连成一片并混合着粗重的喘息声，不绝于耳。上厕所回来的钟风后说，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子的鞋，另一双是擦得锃亮的男式皮鞋。
杨阳说：“她是不是一‘鸡’呀？”
齐思新说：“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两口子大白天也高兴的可能。”
后来，我们又陆续在隔壁房间的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而且新旧程度不同，大小不一。但一成不变的是，每当这些鞋依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双女鞋总是摆在门口，这使我们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鸡”
一次，一阵暧昧声过后，我们听到一个男子破口大骂道：“哪个孙子这么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800多块呢！谁拿走了赶紧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嚷嚷了半天，并未见小偷站出来，他的鞋也没有出现，便将一腔怒火发泄在那个女人身上，他说：“我花钱上你这儿玩来了，你却让我把鞋脱在外面，现在我的鞋丢了，你该负主要责任！”
女子说道：“是你自己主动来找的我，我并没有请你来，而且你来了那么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里的规矩，谁来都得脱鞋，你穿那么好的鞋来显摆给我看呀，谁稀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我看见过你在菜市场卖鱼，一身腥味儿，上次你走后，给我床上留下好几片鱼鳞。”
男子说：“你等着，我再也不来了，让你没生意做！”
女子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没有你我照样活得下去！”
男子见说不过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脚在地，便语气舒缓下来，说：“你先借我一双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给你送回来。”
女子说：“我这里的鞋你随便挑，哪双适合你你就穿走。”
最后，那个男子趿拉着一双红色绣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几天后，当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排练的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停下手中的乐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问。
“没有，我在隔壁感觉你们的音乐挺好听的，想过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好听。
“进来坐吧。”我请她进来。
“你们练你们的，我随便听听。”
一曲演奏完毕后，女子鼓起掌来，说：“挺好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学生，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齐思新随口问了一句。
女子很坦诚地说：“我是做小姐的，真羡慕你们学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有特多烦恼，要不然我们干嘛用音乐表达。”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北x大。”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个歌厅干活的女孩就是你们学校的。”
“是不是叫沈丽？”杨阳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女子很吃惊地问道。
“丫挣过我的钱！”杨阳说话毫不客气。
“其实沈丽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女子说。
“她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挣着钱，两不耽误。”杨阳说。
“你不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她的家庭很困难”于是，这个女子便给我们讲起关于沈丽的故事：
“两年前，我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沈丽，她坐在我的对面，模样很寒酸，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她只吃了一个苹果，啃了一张大饼，我以为她是来北京打工，可一问才知道，她是来北京上学而且又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只是不在一个村子。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给朋友帮忙做买卖。
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个人出门在外会有很多困难，便把呼机号留给她，让她有什么困难找我。下了火车，我们便各奔东西。
第二天，我的呼机响了，我回了电话，原来是沈丽找我，她约我在你们学校门口见面，说是有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会有什么事情，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沈丽把我拖到没人处说：‘兰姐，’我叫马晓兰，所以沈丽叫我‘兰姐’，她说：‘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块钱？’我听后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个女孩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仅在火车上见过一面就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小姐，能够拿出这些钱，但这些钱我挣得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借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呢，于是我便推托说我的钱全进了货，而货又压在手里，拿不出现金。沈丽险些给我跪下，她哭泣着对我说：‘兰姐，我求求你了，你无论如何也要借给我钱，我在北京只认识你一个人，你不管我谁管我呀！’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借钱的人。”
“那你借钱给她了吗？”杨阳问道。
马晓兰看了一眼杨阳，继续说道：
“我问沈丽借钱干什么用，她说是交学费，家里不能给她拿出这么多钱来，接着，她给我讲述了自已的故事。沈丽的家中有三个孩子，她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因为家境贫穷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沈丽的爸爸七年前被一辆卡车从腿上压过去，肇事司机开车跑了，把她爸留在血泊之中，是村里人把她爸送到县医院的，人是救过来了，腿却没有了，只能整日瘫痪在床。为了给她爸治好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沈丽她妈和她哥的意思是让沈丽念完高中，然后就去县城找份工作，或下地干农活，挣些钱养家，但沈丽却背着他们参加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沈丽的心情特别沉重，她把通知书藏在村头的树林里，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如果通知书让她哥哥发现的话，一定会被他们撕掉。
沈丽说，她既不比别人丑又不比别人笨，为什么就没有上学的权力，她觉得生活对自己不公平，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学。没有经过家里的允许，沈丽坐上来北京的火车，车票钱是她在县城洗了一个月的碗挣到的，她说毕业前她是不会回家的。
沈丽把她的身份证塞到我手里说：‘兰姐，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借钱不还的，这是我的身份证，你拿着，我以后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还你。’我很欣赏沈丽这个女孩，便到取款机取出3000块钱借给她。
“所以你为了让她尽早还钱，就拉她下水了？”杨阳问道。
马晓兰没有在意杨阳的态度，又说道：“我并没有打算让沈丽还钱给我，那3000块钱就算是我资助她的，可是，四个月后的一天，我被朋友介绍到一家歌厅上班的时候，却意外地在那里遇见沈丽，她说她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是按电线杆上面贴的小广告找到这里的，她还说，再过一个星期，她就可以把钱还我了。”
马晓兰和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亲切地称她“兰姐”她经常来排练室听我们演奏，我们也会在没有烟抽的时候向她要一根。兰姐抽“more”牌香烟，这是一种专为女士设计的香烟，一点劲儿都没有，抽起来只有薄荷的清爽。兰姐说，男士抽这种烟不好，杀精。所以，我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去找兰姐要烟抽的。兰姐倒是真正需要这种杀精的烟，我们经常看到她在送走一个客人后，就会点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烟吸进去。
有几次我们去找兰姐要烟的时候，看到她的门口摆着两双鞋，我们便很知趣地放下准备敲门的手，让兰姐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把钱挣到手。
那个时期，由于和兰姐接触频繁，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这个行业联系起来，譬如说：学校食堂的墙上贴着一则标语，是食堂的服务宗旨，内容如下：热情、规范、敏捷。我想这三个词语用在“小姐”的身上同样适合“热情”指的是工作态度，无论是哪个行业，员工们都要对工作充满火一样的热情，特别是服务性行业；“规范”指的是每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无论是谁都要听从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领导说东你偏说西的话，那就对不起您了，哪儿凉快你就去哪儿歇着吧，在“小姐”这个行当里，如果你敢耍小聪明或者胆大妄为的话，老鸨有的是治你的招儿，除非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敏捷”是针对小姐们的个人愿望而言，她们希望客人们尽快结束战斗，不要打持久战，总是加班加点而又没有加班费的事情搁谁身上谁也不干。
我们经常和兰姐聊天，她说她喜欢和我们这群有素质的大学生谈生活、谈理想，她还接待过几个大学生，她也不嫌他们给钱少，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说实话，大学生究竟有没有素质，谁也说不好。
我们问兰姐每次收多少钱，她说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时还不收钱。我们又问兰姐，有没有倒找钱的时候，兰姐说没听说过工作还要赔钱的事情，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问兰姐，对未来有何打算，总不能做一辈子小姐，而且这个行业吃得是青春饭，岁月不饶人，兰姐说她既没太多文化，又干不了体力活，所以她要趁着年轻起早贪黑地多挣些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小店，一辈子不愁吃喝。我们问兰姐是否要组建家庭，兰姐说当然了，回老家后就找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把自已嫁出去。我们说，农村的封建观念比较强，人们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么挣钱的话，他会很不高兴的。兰姐说这个问题她早已考虑许久，首先，如果她不说出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的话，那么村里没有人会知道她当过“小姐”；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让死人活过来，已经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连克隆羊都出现了更何况做个处*女膜修复手术，比真的还真，谁也发现不了。听过兰姐的一席话，我们不得不对当代中国女性拍案叫绝，俯首贴耳。
后来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国农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轻女性们全抱以此种态度和方式生活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在几年内涌现出数以万计家食品店，这样的话，农民兄弟宁愿娶一个在田里撒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也不会娶一个食品店的女老板，到那个时候，判断一个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过“小姐”只需看她是否开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
暑假已近尾声，乐队进入休整阶段，大家作鸟兽散状，各回各家。
我慵懒地在床上睡了三天，等来开学的日子，收拾好生活所需用品，背起书包准备回学校，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周舟会是一番什么模样，我将怎么挨过余下的两年大学生活。
当我坐着52路公共汽车返回学校的时候，手机响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掏出手机：“喂，你好。”
“是我。”是周舟。
听到周舟的声音后我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车厢内大声喊道：“周舟，哪儿呢？”
“我在北京站，你快点儿来接我，包太沉了，我拿不动。”
“好，你在出站口等我，我马上到。”
此时汽车已驶过东单，正沿着长安街向北京站方向拐去。
汽车停下后，我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隙跳下车，向车站广场奔去。
我看见周舟的时候她正站在出站口的中央处翘首眺望，脚下放着两个硕大的背包，皮肤比以前黑了些。
“你就不想亲我一下吗？”周舟忽闪着迷人的大眼睛。
不知道周舟是在开玩笑还是已经既往不咎，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想，特想！”
周舟将脸一扭，做好让我亲的准备，我把嘴凑上去，在她的小脸蛋上“吧”地嘬了一大口。
我问周舟：“你去哪了？”
“成都”
“一个人？”
“嗯。”“干什么去了？”
“玩。”
“玩什么”
“什么都玩。”
“住在哪里？”
“一个高中同学的宿舍，她在成都大学。”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当然不是男同学了，如果是男同学我还会回来让你亲吗？”
这时我想起并没有告诉过周舟我的手机号，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听郝艾佳说的。”
“你给她打过电话？”
“嗯。”“她干嘛要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
“她说我走后你表现得还可以。”
“她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你想我。”
“还有吗？”
“还有就是她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了我，我就记下来了，也好下车后找个人来接站。”
开学前，我剃了光头，决定开始新的生活，把所有的苦闷、烦恼统统抛在脑后，重新面对生活，认真对待每一天，不让时光无谓地流走，让我的悲观和绝望彻底耗尽在这个暑假。
刚刚过去的暑假异常炎热，它让我饱受烈日之苦，我对付炎热的办法就是吃冷饮。我经常吃一种由巧克力和奶油做成的冰棍，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天吃八根，省去午饭和晚饭的需要，这种冰棍的味道已经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此后的每个夏天，当夏日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便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巧克力和奶油的混合味道，这种熟悉的味道总会让我对那个炎热的夏天记忆犹新，使我无法忘怀曾有的郁闷和由之引发出的一系列故事，它们深藏在我的记忆中。
回到学校，我报了五门功课的补考，本以为自己是全系补考科目最多的人，可万万没有想到，（二）班的一个同学居然报了九门，自从他上大学以来，每个学期都会出现不及格科目，他每个学期都要参加补考，但每次补考依然不能通过。以此估量他的话，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将会带着取而代之了毕业证的二十多门考试不及格的记录离开学校。
补考报名的这一天，选课中心门口人头攒动，诸路英雄纷纷汇聚于此，踊跃报名，大显身手，此场景足以证明考试不及格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
这次补考中，我完成预定目标，通过五门考试中的三门，成功率百分之六十，比较令我满意。果不出所料，那个报了九门补考的同学依然一无所获，但他并未因此心情沮丧，他已经到了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的境界。
补考过后，我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升入大学三年级。大三以后，基础课变成专业课，难度降低了许多。原来是一个系的三个班同在一间大教室上课，鱼龙混杂；现在改成每班独立门户，都是小班课，谁没来上课或谁趴在桌上睡觉，教师一目了然，像我这样无法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自然更注重平时成绩的积累，所以我会以0。8的机率出现在某些课的课堂上，余下时间被我用来睡觉、陪周舟和乐队排练。当然，我不会把课堂上的45分钟浪费在听老师讲课上面，我利用这个机会抄需要交的作业，或者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好。
我一本本地看书招致了同学的好奇。每当我捧着一本小说倚在床头的时候，一些四处游荡的同学便会来到我的床前问我在看什么书，然后在我告诉了他们书的名字后离去，长此以往。我不知道他们乐此不疲地询问我在看什么书对他们有何意义，难道知道了我所看的书的名字就等于他们自己也把书读了一遍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太可笑了，我想他们甚至连书的名字也没有记住。
为了避免这毫无意义的一问一答，我会主动把书皮展示给他们看，有的人看到我正在看正义者，便会自作聪明地说：“加缪，英格兰作家。”对此我只有抱以“嗯”的一声来结束他在我身边的逗留。有的人会因为对一本书的名字或封面的好奇而将书从我的手中夺走，以每秒钟50页的速度翻阅，然后再把书还给我，我不理解他这样做目的何在，对此我的办法是包一个书皮，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书的封面被掩盖而对我所看的书失去兴趣，相反，他们会产生更强烈的好奇心。
有一次我把书放在床上去食堂吃饭，当我回来的时候，见齐思新正在拆我的书皮，我问：“你丫干什么呢。”齐思新说他就是想看看被我用来包书皮的那张报纸，事后我也翻阅了那半张报纸，我认为上面唯一能够引起齐思新兴趣的就是右下角那条豆腐块大小的广告：xx医院性病、皮肤病专科门诊，中外专家全天24小时候诊，竭诚为您服务。因为齐思新问了我去永定门怎么坐车，而那座医院恰好坐落于此。我将书包上皮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我的同学经常会随手抄起一本书，然后将烟灰、瓜子皮、菜里的辣椒、饭里的虫子等杂物留在上面。
看书并不能减轻我的苦闷，我只有在啤酒中才能找到一丝安慰。
我在大学里结识了许多酒友，他们是我通过不同途径在各种场合结识的，我与他们每个人在相识的那一刻，手里无不端着一杯啤酒，然后我们在说一些称兄道弟的话后，将那杯啤酒一饮而尽，这样，我们便结为朋友。此后，我每个月至少要参加两次酒友们的聚会，无不大醉而归。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外面玩得汗流浃背地跑回家吃午饭，爸爸把我叫至饭桌前，端给我一个碗说：“喝点儿。”我双手接过那个碗，看见里面盛着深黄色的液体，一层白色泡沫浮于上面，晶莹剔透，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我捧着碗迫不及待地“咕咚”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我的肠道划过，一股苦杏仁味刹那间传遍全身，我为此痛苦又后悔地紧闭双眼，爸爸夹了一筷子猪耳朵说：“吃口菜。”
妈妈在一旁数落着爸爸：“你又招孩子！”
那年盛夏中午发生的一幕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我喝的那种液体叫做“啤酒”
后来我上小学了，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睡倒在路边或是被人搀扶着而嘴里却不知道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旁边过路的老人们会面带鄙色地感叹道：“真没出息，喝这么多酒，都醉成什么样了！”
我却不认为那些喝醉的叔叔们没有出息，相反，我认为他们非常勇敢，竟然敢喝那么苦的啤酒，而且都喝醉了，还口口声地说：“我没事儿，再来一瓶！”
经过时间的洗涤和我在啤酒中的大浪淘沙，现在我终于能够把啤酒的苦杏仁味当作醇香来品味，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学校附近有一家火锅城，里面的啤酒和白酒免费，但仅局限于“燕京”和“二锅头”我们对此已经非常满足。
那一次，我们为了庆祝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一周年又去了那里，酒过三巡后，大家的脸上洋溢起兴奋和红润，嘴边还沾着涮肉的芝麻酱调料。杨阳带头唱起“七子之歌”博得邻桌客人们的热情掌声，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端着酒杯走过来，用很浓重的河南腔调说：“学生，你们真***爱国，来，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干一个。”
我们举起酒杯，脖子一仰，一饮而尽。
老板腆着肚子说：“爽快！”他看了一眼我们桌上的食物，说“你们今天的帐算在我身上。”
杨阳搂着老板脖子说：“那我们能再要几盘羊肉吗？”
老板说：“你们应该要点儿白菜、豆腐、粉丝，别总吃肉，对身体不好，你们瞧我。”说罢，他拍了拍自己隆起的肚子。
既然酒水是免费的，我们理所应当深深体会免费的含义，服务员应我们对啤酒连续不断的要求而频繁往返于吧台和我们的饭桌间，杨阳觉得不好意思，便对服务员说：“小姐，下次你别一瓶一瓶地上，直接拎10瓶过来吧。”
小姐面带不悦地拎来啤酒，放在桌子上问道：“都给您启开吗？”
“对，都启开。”杨阳说。
小姐费了半天劲才把啤酒一一启开，杨阳问道：“怎么是8瓶，我不是说10瓶吗？”小姐解释道：“怕您喝不了，不够我再给您拿。”
杨阳说：“你千万别担心喝不了，不就是10瓶啤酒吗！”
小姐悻悻不乐地又拎来两瓶啤酒摆在杨阳面前，杨阳说：“谢谢，忙你的去吧，喝完了我再跟你要。”
我看到小姐听完这句话后差点在回去的路上把脚给崴了。
在喝掉这10瓶啤酒期间，我去了一趟厕所，当时我并未看到卫生间门口的男女标志，只是凭借失去理智的勇气推门而入，进来后，我在一个位于膝盖高度的位置看见一个铝锅大小的白色搪瓷器皿，上面印着“toto”字样，瓷盆里面除了有一粉一绿两个可爱的小圆球外还堆积了许多烟头和卷曲的毛发，经过理性分析、逻辑推理，我得出结论：没有走错门。
方便过后，我看见器皿上方有一个不锈钢按钮，随手按了一下，一股水自上而下流出，宛如瀑布一般，着实吓我一跳。我琢磨了半天，总觉得这股流水是为了什么，但此时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杨阳吵着喝完酒后去洗浴，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喝了十几瓶啤酒，齐思新建议改喝白的，我们又叫小姐拿来三瓶“二锅头”大家酒兴甚浓。当我们一口便把一杯二锅头喝下去后，小姐赶忙跑来说：“这是白酒，不是雪碧。”
杨阳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有一口喝一瓶，而是一杯一杯地喝。”
小姐哑然
在后面的时间里，小姐的目光始终徘徊在我们这张桌子和墙壁上面挂着的“急救中心电话120”的牌子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给周舟打个电话，可电话接通后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对周舟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周舟“嗯”了一声后，立即问道：“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我说：“没有。”
杨阳抢过手机对周舟说：“邱飞已经喝高了，但是我没事儿，我一定会把他给你弄回去的，放心好了。”说完，便将手机装进自己兜里。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火锅城，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杨阳掏出手机看了看，对我说：“是周舟。”
我说：“给我，我接。”
杨阳置我于不顾，接通手机说：“周舟你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正下台阶呢！”
此后，我便对后面发生的事情失去记忆，据周舟描述说，当她听杨阳说我们正在下台阶时，就想到大事不好，因为火锅城根本没有台阶，我们一定是醉得厉害。于是，周舟用最短时间赶到火锅城。
火锅城附近有一条臭水沟，臭水沟上面有一座小桥，小桥旁边有许多节台阶，连接着臭水沟的堤岸，周舟赶到时，看见我们正秩序井然地排起长队下台阶，准备去沟里洗澡，这就是杨阳在电话里对周舟提及的台阶。
周舟及时制止住事情继续发展，把我拉上来。待我走上来的时候，已经站不稳脚，齐思新赶忙在我的身后架住我，致使我没有躺到地上，周舟扶着我胳膊，我一把搂过她，旁若无人地同她接吻。齐思新认真地看了会儿后，把头扭向一旁，他本想离开这里，但刚一松手，我又像一堆泥似的摊下来，他只得心静如水地搀扶着我。
此刻杨阳早已不省人世，他躺在马路边，双腿夹住一棵大树睡着了，从远处看去，那棵树就像是从他的大腿根部长出来的一样，蔚为壮观，叫人叹为观止。
齐思新本是搀扶我的，但他却突然倒下，我也倚着他重重地栽了下去，周舟本想拉住我，没想到自己却被我带倒，幸好她摔在我的身上，而我的身下是先倒在地的齐思新，齐思新倒下后又被我们以重压，居然没有“哎呦”一声，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周舟将手放在齐思新的左胸口，感觉那里的肉仍旧在剧烈蠕动，也就放了心。
杨阳还在树下躺着，旁边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下一步怎么办，有人说回去给他取条被子，让他睡在这里，有人说用绳子把杨阳捆在树上，以防被人拖走，还有人说往杨阳脸上撒尿，把他浇醒。
周舟听到这些胡言乱语后，当机立断打电话给我们宿舍，片刻后，张超凡带领十几个刚下自习的人赶到事故现场，二话不说，抬起杨阳、齐思新和我就走。我被他们颠来颠，嘴里突然涌出一股喷泉，汹涌直上，他们赶紧把我放到马路牙子上。周舟跑进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问老板能不能让我进来坐会儿，喝口茶。老板问我怎么了，周舟告诉他说我喝多了，老板在“噢”了一声后决定不让我进去休息，仅同意免费倒一杯茶给我，让我坐在外面喝，并一再叮嘱周舟别忘记把茶杯还回去。
我吐过之后又喝了周舟端来的茶，清醒了许多，微微睁开眼睛，看到一个骑车人从我面前驶过，便指着那个人问道：“他是谁，为什么骑车呀？”
骑车人回头看了我一眼，飞快地蹬了两步车，消失在路的尽头。
张超凡等人把我抬到宿舍楼二层的时候，我拼命地叫他们放下我，因为一层的进口处有一面大镜子，我每次从此经过必要对着镜子照一下。他们耐我不过，只得将我抬回一层，扶我站在镜前。
我对着镜子观察许久，居然分辨不出镜中哪个人是我，却一低头看到脚下的半截烟头，我弯腰捡它，抱怨地说：“真是浪费。”无奈如何努力也无法捡起，最后一使劲，整个身子重重趴到地上。他们喊起当年知青在北大荒开垦时的口号，才勉强将我抬起，说我沉得像头怀孕的老母猪。
他们把我抬到床上，我和衣而卧，睡了过去。张超凡把我安顿好后，透过窗户对一直等候在男生楼前的周舟喊道：“你回去吧，他已经睡着了。”
周舟又冲张超凡喊道：“晚上睡觉看着点儿他，别让他从床上掉下来！”
张超凡说：“放心吧，已经把他捆在床上了，绝对掉不下来。”
周舟说：“捆松点儿，别勒坏了。”
张超凡说：“知道了。”
周舟不安地向窗口张望了一眼，忐忑地走回女生楼。
次日不到中午的某个时刻，我醒过来，杨阳和齐思新还在抱着被子睡觉，我的手机在此时响起，是一条短信：我去早市给你买了水果，如果睡醒，给我打电话，我把水果给你送去。是周舟。
日后，当我们再去那家火锅城吃饭的时候，老板竟然将营业时间由24：00提前到18：00点，以马上打烊为由，拒绝我们入内，我们只好另寻他馆。
我的同学们评价一家饭馆好与坏的标准是看它门口的地上是否被吐得一片狼籍，它反映出此家饭馆是否深受大众欢迎，我们可以从地面的秽物中分析出什么菜是这家饭馆的特色菜。但不乏一些饭馆为了吸引顾客，他们会用啤酒熬一锅大米粥，再添加些肉末或菜叶，然后分成几堆，分别倒在自家门口装作酒客吐出的秽物，以此引诱过往的消费者上当受骗。
我评价一家饭馆的好坏更看中这家饭馆是否有卫生间，否则我还要为了喝几瓶啤酒而辗转奔波于酒桌和饭馆外的墙角或某辆面包车的后面之间。如果我是饭馆老板，无论如何我也要在饭馆内修建一个厕所，哪怕没有屋顶也不要紧，一年中才有几次降水呀，可一个人却要在一天中上好几次厕所。如果饭馆里有厕所，那么客人就可以敞开了膀胱使劲地喝，他们不能只喝酒不吃菜，所以酒水会带动菜的销售，这样一来，饭馆的营业额上去了，利润也高了。只要多卖出几盘花生米和几瓶啤酒，修建厕所的钱很快就会赚回来，这是一次性投资，长久产出效益，何乐不为。
我和周舟在这学期选了一门叫做“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课程，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说：“虽然我们这门课是选修，但同学们要认真对待，为了能够让大家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复习，我为大家编写了一套教材，这套教材的定价是19块8，我知道你们都在花父母的钱。所以给大家抹去零头。”我以为她要抹去9块8，卖10块钱，可她却说：“我决定把这本书以19块钱的价格优惠出售给大家，现在开始购书。”说完，此老师从讲台下面搬出五大包书，摆在课桌第一排，众学生一片议论。
此老师又说：“你们买了这本书就能够顺利通过考试，考试内容全部出自这本书中。”
于是，一些学生纷纷离开座位，手里攥着钱排队购书。
此老师从容不迫，又是收钱找钱又是送书，还不时地举起一张百元钞票对着荧光灯照来照去，遇到没有把握的时候，她就会疑惑地将目光盯在递钱同学的脸上，看他是否神情紧张，惴惴不安，只有这个同学表情平静，问心无愧，她才会将那张百元钞票装进钱匣。
我本来是不想买这本书的，老师并没有强迫我们非买不可，但我却不能不买，因为老师不但把书卖给学生，还将买书学生的名字记录下来，如果她没有在这份名单中找到我名字，那么无论我期末考试的成绩有多好，她都不会让我通过，如果我为此愤愤不平而去找她对质的话，她会有足够强大的理由说明我为什么不及格你不及格是因为你没有买我的书，你没有买书就不可能按书本中的内容好好复习，由此导致你必然会不及格。所以，为了顺利通过考试，我还是勉强和周舟站到买书的队伍中。
我交给老师19块钱，老师递给我一本书，我双手接过书，翻到扉页对她说：“老师，您给我签个名儿吧，我要把这本书拿回去认真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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