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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呵呵……
每个王朝的末期，士绅阶层都会变得空前强大，他们在地方上是乡绅，在朝堂上是大臣，在舆论界是清流领袖，说白了他们才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明朝末年农税重，商税却还是三十分之一，但是仍然没有人加商税，因为加商税是“与民争利”，其实就是与士族争利，从朝至野，再到清流，舆论一片反对，可是加农税就没事，因为士族不用纳税。
像大明这样的儒家社会最讲究的是道德洁癖，认为道德好的官就是好官，做的都是好事，贪污的，敢巴结太监的再能干都是贪官。为什么明朝的士大夫对阉党深恶痛绝，政治斗争虽然是主要原因，还有就是阉党在大明各地大肆收商税、矿税，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至少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这么说，士大夫剥削的是底层普通百姓，而阉党剥削的却是士大夫阶层。”
李明也点了点头，沉声道：“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的三个政治平衡点。土木堡之变，明朝武将勋贵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这样政治平衡势力就被打破，也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程度。
明朝末年，东林党势力太大，皇帝不得不赋予阉党很大的权利来维持政治平衡，史书上说阉党对东林党人的大肆迫害，其实这也是皇帝一手推动的结果。可是崇祯皇帝却办了一件蠢事，那就是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造成了大明朝廷以东林党为首的东林党一家独大，东林党人对皇命的阳奉阴违，皇权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东林党人虽然人才辈出，但这个集团太过庞大，大部分人都是只会满口文章，脱离实际的清流，明朝的灭亡很大方面是因为“文人误国”造成的。长期上层的奢华生活，使得很多东林党人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的实际行动没有，对整个国家的挽救政策一个都没有，可笑的是，他们却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权利。
明朝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使得士大夫在社会的地位抬得过高，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极端观念。士大夫集团对于手工艺者、商人态度尤为鄙视，他们在享有这些下等人劳动成果同时，又鄙视这些人，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大明的士大夫阶层从根子上就烂掉了，至少我们远东公司是指望不上这些大明的文人。”
周比利也点了点头，深以为然的说道：“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深入大明境内，所以对大明的士绅文人我接触的比较多。远东不说，就说卢象升吧，他在沈阳的那几天，我专门领他去了沈阳郊外一个农户家借宿，让我对这个时代的文人，彻底的失望了。
当然，卢象升的品行无可挑剔，至少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忠君爱国，足以名留青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终究还是一个读书人，是大明广大士绅阶层的一员，本质上和我们格格不入。这种情况不怪他，是时代造成的。”(未完待续。)
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呵呵……
每个王朝的末期，士绅阶层都会变得空前强大，他们在地方上是乡绅，在朝堂上是大臣，在舆论界是清流领袖，说白了他们才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明朝末年农税重，商税却还是三十分之一，但是仍然没有人加商税，因为加商税是“与民争利”，其实就是与士族争利，从朝至野，再到清流，舆论一片反对，可是加农税就没事，因为士族不用纳税。
像大明这样的儒家社会最讲究的是道德洁癖，认为道德好的官就是好官，做的都是好事，贪污的，敢巴结太监的再能干都是贪官。为什么明朝的士大夫对阉党深恶痛绝，政治斗争虽然是主要原因，还有就是阉党在大明各地大肆收商税、矿税，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至少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这么说，士大夫剥削的是底层普通百姓，而阉党剥削的却是士大夫阶层。”
李明也点了点头，沉声道：“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的三个政治平衡点。土木堡之变，明朝武将勋贵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这样政治平衡势力就被打破，也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程度。
明朝末年，东林党势力太大，皇帝不得不赋予阉党很大的权利来维持政治平衡，史书上说阉党对东林党人的大肆迫害，其实这也是皇帝一手推动的结果。可是崇祯皇帝却办了一件蠢事，那就是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造成了大明朝廷以东林党为首的东林党一家独大，东林党人对皇命的阳奉阴违，皇权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东林党人虽然人才辈出，但这个集团太过庞大，大部分人都是只会满口文章，脱离实际的清流，明朝的灭亡很大方面是因为“文人误国”造成的。长期上层的奢华生活，使得很多东林党人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的实际行动没有，对整个国家的挽救政策一个都没有，可笑的是，他们却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权利。
明朝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使得士大夫在社会的地位抬得过高，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极端观念。士大夫集团对于手工艺者、商人态度尤为鄙视，他们在享有这些下等人劳动成果同时，又鄙视这些人，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大明的士大夫阶层从根子上就烂掉了，至少我们远东公司是指望不上这些大明的文人。”
周比利也点了点头，深以为然的说道：“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深入大明境内，所以对大明的士绅文人我接触的比较多。远东不说，就说卢象升吧，他在沈阳的那几天，我专门领他去了沈阳郊外一个农户家借宿，让我对这个时代的文人，彻底的失望了。
当然，卢象升的品行无可挑剔，至少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忠君爱国，足以名留青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终究还是一个读书人，是大明广大士绅阶层的一员，本质上和我们格格不入。这种情况不怪他，是时代造成的。”(未完待续。)